三舅走了！我的三舅——著名经济学家薛葆鼎于1998年7月15日去世。尽管由于他已病瘫两月，我们对此已有心理准备，但在外地出差时乍听这一噩耗，我的心头还是出现了一大片无法填补的空白。
三舅走了，他带走了我的许多理想和梦！三舅曾经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四舅、五舅的偶像。当年他们是跟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。直到解放后的许多岁月里，提起他，我的母亲和四舅、五舅总有一种自豪感。受此渲染，我从小也崇拜着三舅。我小学时的作业中还写过，要像三舅那样去为党工作。他带来了一种革命的形象，也带来了一种做人的模式：只要是为党尽心尽力工作，党最终是会了解他的。我的印象里，他始终凭着这种模式，也是凭着这种信念，在活着，做着。这种模式传染给了我的母亲和四舅、五舅，他们也这样活着，做着；他们又将这种模式更直接地输导给了我，我也一直这样活着，做着。但这种做人模式终于忽视了一点，由于人世间错综复杂、扑朔迷离、阴差阳错的各种环节和因素，尽管尽心尽力地工作，但有可能一生都得不到理解。“文革”中的许多错案、冤案是如此，现在也还会出现这些情况。三舅是终生奉行着他的做人模式，我最后几次见他时，他居然已学会了486电脑操作，在写作他最后的论文。他带着这种模式走了，给我留下了许多大大的问号。要说他没有把做人模式考虑得再复杂一些，我确实应该说他简单得像个孩子；但如果说一个人因为世界不能理解他，他也就不去做他该做的事，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三舅身上，我又觉得玷污了他。我们当然要求人们分析问题要多层次多角度即复杂一些，但我们也有理由要求人们的信念单纯一些也坚定一些。信念上的随风摇摆和“适应形势”，是做人的耻辱。三舅把这个问号永远的地留给了我，既要信念单纯坚定，又要适应各种复杂的情景？我自知我不可能像三舅这样，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，却永远单纯得像孩子，一点也不动摇做人信念。越是做不到，越是感到三舅做人模式的可贵！三舅的走，带走了我不能企及的理想和梦！
三舅走了，他带走了我始终在模仿的风格和气质。三舅脾气不好，由于高血压和脑血拴，他晚年一段时间内容易发火。他的人缘关系不算太好，我听到许多人议论他。但我要负责地说，这里存在着许多误解。三舅是个做事的人，他几乎不懂交往，更不懂复杂的人际关系。他的一位好朋友曾对我说过，有一次和三舅久别重逢，三舅只熬了一点稀饭招待他；我也记得，有一次他要领我见一位身居要位的老朋友，居然想叫别人到他家吃几片西瓜就算完成“见面”任务，可惜他的“盛情”别人没有领会。他们家形成了这样一种规矩，不招待别人吃饭，即使对亲戚也是这样。他说话做事也都是这样，该说的就说，该做的就做，绝不因为人情面子的考虑，就有所迟滞，更不用说退却。当然要指出的是，他绝不是不讲礼貌，不讲起码的礼仪用语，他该说的话、该做的事都是有关工作的。只不过，当今社会里，人情面子的客套，怕伤人情面子的委婉，都已蔚成风气。他这样的一种习惯，显然太不入流，久而久之，当然会形成一大片议论。但他却形成了一种他的风格——直言不讳的风格，不躲躲闪闪的风格，不避重就轻的风格。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，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魅力。我想，一个人只有没有依附性，才能形成这种风格。到今天，我自我评价，我可能部分地学到了三舅的这种风格；但我永远不可能全部学会，我缺乏面对整个人情世界的胆气和力量；当我到三舅家吊唁时，三舅母告诉我，她没有收一些单位和个人的花圈，我不以为然。三舅母说，我们接受的，都是有真情实意的；搞形式的，就不用麻烦了。不知怎的，我眼泪突然间流了下来。试想，世间要能都实情实意、不搞形式主义，该会节省多少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！我多愿意三舅还活着，能继续教会我这种风格，也增长我实现这种风格的勇气和胆量！
三舅走了，他留给了我无尽的内疚和追悔。我是三舅非常喜欢的一个后辈。我这一代后辈中，只有少数几个是学社会科学的，其余都去搞自然科学了。这主要是由于“文革”导致的惨烈教训。三舅就特别喜欢跟我谈他的社会科学思想，他离休后就更是这样。这样一个倔强的老人，也是多么盼望理解啊！我初期还能经常去看望他，工作一多，就去得很少。市场经济大潮一到，人人忙于运作，我自然未能免俗，去得就更少了。多少次人性苏醒的时候，我都想，应当去看望老人家了；但多少次事情一多，功利主义马上占了上风，看望三舅的事又往后搁置。直至这次他去世都未能最后见上一面。三舅走了，走得我痛彻心肺：如果我在他生前多去聊几次，或许能给老人多带去一些安慰。在当今“有事找人、无事躲人”的气氛中，在当今人际交往带上了拜金主义色彩的氛围里，我真愿意三舅活着，再多几次纯学术聊天的机会。我突然间感到，这样的聊天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！由此引发我无尽的追悔，人不能到了亲人过世的时候，才想到要多一些人情！
三舅慢走！我多想挽留住你，也挽留住你的理想、你的风格！
